“人类许多极不显眼的日用生活品和极常见的动、植、矿物的背后竟隐藏着一部十分复杂的、十分具体生动的文化交流的历史。糖就是其中之一，也许是最重要的一个。”

——季羡林 《中华蔗糖史》

世人皆知，晋商、徽商和潮商并称为中国三大商帮，晋商开票号，徽商卖盐，而潮商，正是因糖而兴。

在中国古代对外贸易史上，人尽皆知的最重要的对外贸易商品就是丝绸和茶叶。而鲜为人知的是，明清时期在北至日本、朝鲜，南至东南亚各国这个环中国海的东亚贸易圈里，最重要的大宗商品却是糖。

明朝末年，潮州的甘蔗种植及制糖业逐步发达，并且由三江水系可以由船将优质的糖包运至海港，乘着红头船北至天津、朝鲜国、倭国、苏扬，南则可至暹罗、槟城、实叻。当时，随着世界对糖的需求逐步增加，潮汕人乘着红头船“过番”下南洋种植甘蔗，开办糖寮。

位于马来西亚槟城威省的巴都卡湾，是漂洋过海的潮汕人最先在马来立足的地方。当地有句民谚：“势力大大不过武安爷，鸟飞飞不过午安园”，说的正是被称为”马来糖王”的许武安及其父亲许栳合。祖籍潮安的许氏父子，用蔗糖铺就一段成功之路，书写了潮商传奇。

槟城自1786年开埠之后，英国人就希望将其发展成为驻点基地。为了维持日常的行政开支，殖民地政府最先试图引进种植经济作物。由于威省的气候条件非常适合种甘蔗，到了1840年，甘蔗产业在威省发展迅猛。

早于英国殖民者到来的潮汕移民，凭借在潮汕地区种甘蔗的经验，靠着蔗糖的制造技术为华人最初在海外劈出一条生存之路。来自潮安县彩塘镇宏安乡的许栳合是最早在此地种甘蔗的华人之一，后来成为第一代的移民领袖。

马来西亚槟城旧时街景

最初，许栳合在巴都卡湾地区做劳工，用了超过20年时间在种植业中才积累了足够的创业资金，用于购买种植甘蔗的土地。从买下峇都交湾岛的首片土地开始，到19世纪40年代他已经拥有了一千亩的土地。种植甘蔗和烟草获得成功，让许栳合变身大型的种植商，也为其子许武安发扬家族事业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随着种植业的成长，劳力需求激增，更多的潮汕人被吸引到威省从事甘蔗种植。就这样，潮汕人很快发展成为威省华人中人数最多的方言群体，占华人总人口60%以上。

1855年，根基既立的许栳合与王武昌、洪声挂、黄遇冬、陈亚苞与李永隆六人倡设韩江家庙，一是潮州会馆（潮商公所）的驻地，二是通过祖先、神明的祭祀来作为槟城整个潮州族群的联系枢纽。

韩江家庙如今尚在，重新修复后于2006年获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予的 “亚太区文化遗产保护奖”，也成为槟城华文教育、潮人文化教育的重要场所。

1866年，许栳合决定退休，把事业全权移交给儿子许武安管理，自己则与二儿子许武科回乡安享晚年。据许家后人许武科曾孙许若家回忆，因父在乡，在马来打拼的许武安经常坐船回来，虽然每次耗时很久，但仍经常回来探亲。

许武安接手初期采取守业的态度，直到19世纪70年代，他才在特郎吉辇租下两千亩的土地种植甘蔗和烟草。而后，许武安又在高渊和牛拉分别设立高兴糖厂和高发糖厂，生产砂糖，这是在继承父亲的事业以后，最为积极的一次投资。投资糖厂，也是为他的甘蔗原料产品寻找新的通路。从蔗糖业的上游种植园延伸到蔗糖业的下游，许武安的事业版图日益扩大。

自小在当地接受中英文教育的许武安，精通中文与英语，这使他不仅能在华人社会中建立地位，也方便直接和西方人沟通，对事业发展甚有助益。

当时，华人的炼糖技术明显落后于西方人。为了改进管理效率和炼糖技术，许武安直接聘请西方人管理，引进西方的技术以提高产量。这显示出他开明及能够接受西方人作法的态度，也是他自小接受英文教育的成果之一。

为了与受英文教育的海峡华人维持联系，许武安在高渊创立丰和侨生俱乐部，连续多年都是该俱乐部的主要人物，并常在该俱乐部宴客，招待来访的西方人。

到了19世纪80年代，许武安在吉辇购置二千八百亩土地种植甘蔗，成为该地区拥有最大面积甘蔗园区的华人。“势力大大不过武安爷，鸟飞飞不过午安园”，可见其种植的甘蔗园影响力之大。

许武安的另一个重要资源就是加入了其父许栳合在19世纪40年代开拓他的第一种植园时参与创立的义兴会，从而在华人社会中建立起了个人势力。因其影响力，20世纪初年，他受封为英国的“太平局绅”。

作为一代“马来糖王”，许武安在高渊被人尊称为“武安爷”，坊间流传他当年手持一支权杖，只要他举起权杖，行驶中的火车也要停下。

许武安虽身在外，心仍系乡里。在父亲许栳合在老家养病期间，与其弟合力耗时四年建起了坐落在奉安新乡的德枢公祠。乡里人说，当时的许武安财力雄厚，在奉安新乡开设私塾，乐善好施。许氏父子去世后，均按照其遗愿被隆重葬于家乡的桑浦山顶。

2017年，首部关于潮汕蔗糖史的纪录片《潮糖之路》上映，通过影像化表达再现了潮商与糖的“甜蜜”往事。片中不可避免地提到了许栳合、许武安父子，只因他们是芸芸“过番”下南洋种植甘蔗的潮商缩影，更是当中的佼佼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