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正月十八日是香港潮属社团创会主席、潮汕三市政协港澳委员联谊会会长、香港屏山企业有限公司董事长陈伟南先生106岁华诞。陈伟南先生是一位著名爱国实业家。他一生勤恳努力，乐于奉献，懿德善行，有口皆碑。他身上体现出以“爱国爱乡，感恩奉献”为主要内容的“伟南精神”。无庸置疑，“伟南精神”有其形成的过程，有促其生成的因素，有其构成的层次，有其积极的功能，有其社会价值与个人价值，传承与交融是“伟南精神”的文化机理的两个主要方面。

一

精神一词始见于《庄子》。《庄子·天道》云：“水静犹明，而况精神？圣人之心精乎！天地之鉴也，万物之镜也。”《庄子·刻意》云：“精神四达并流，无所不极，上际于天，下蟠于地。”两处所讲的精神，都是指人的精神作用。一般地认为，精神有两层意义。其一，指人类的意识、思维活动和一般心意历程、心理状态，是人类的认识、情感和意志的总体。其二，指一切意识文化现象的内在的深层的东西，是人的知、情、意的内核。这层意义侧重于精神作为内在的精微的智慧、功能作用，为精神最重要的部分。可见，精神是文化的深层结构，是文化的产物，是文化传统的积淀、凝结和升华。可以说，离开文化就没有精神可谈，而文化是人创造的，因此，所谓的精神就是人的精神，离开人谈精神是不可理喻的。

精神是文化的产物，是文化哺育出来的。从个人来说，文化作为生活样式的总和，总是因个人的阅历、个人的经验、个人的励炼不同而存在差异。一般情况下，人的文化越高，精神就可能越丰富，越高尚。人的精神往往通过人的行为表现出来。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精神，或自强不息，或助人为乐，或拾金不昧……不同层次的人有不同层次的精神，或高尚，或平庸；或典型，或一般……。

精神是人固有的根本属性。人的精神，无论类的还是个体的，都是在生产生活实践中逐步养成，不断锤炼起来的。人总要有一点精神，人总是有一点精神。精神是人创造的，励炼出来的，但又是社会予以总结、概括出来的，是社会的认可、肯定、赞赏，否则，是不是精神，是何种精神，作为精神主体的他，或许自感不到，或许感到不重要，或许感觉到了但因欠缺社会的认可而只能孤芳自赏。

机理是指为实现某一特定功能，一定的系统结构中各要素的内在工作方式以及诸要素在一定环境条件下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运行规则和原理。文化机理就是为实现文化功能，文化系统结构中各要素在一定环境条件下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运行规则和原理。精神是文化的深层次构成，是文化生成的，因而，人的精神是有其文化机理的，认识、探讨人的精神，必定离不开对文化机理的探讨。

从1984年开始，陈伟南先生慷慨捐资，在家乡沙溪兴建学校、医院、水厂、公厕、乡政府办公楼，修建乡道；帮助母校韩山师范学院兴建教学大楼、图书馆、学生宿舍楼、综合办公楼、培训楼、校门，拓宽校道；倡议设立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传播基金会，捐资成立潮汕文化研究专项资金……陈伟南先生不仅在故乡“惠及他人”，而且“扩张”到国内其它地方，其中有广州市老年人基金会、体育基金会，北京潮人海外联谊会，上海潮人海外联谊会，四川潮人海外联谊会，全国残疾人运动会，中华民族文化促进会，水警培训基地等等。30多年来，陈伟南捐资襄助的范围包括潮州、汕头、广州、北京、上海、珠海、肇庆、四川等地，涉及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体育、民政、侨务、市政建设、村政建设以至部队建设等方面，捐资总额已超1亿元，惠及80多个单位或团体。陈伟南先生品德高尚，他的名字妇孺皆知，享誉海内外。著名汉学大师饶宗颐先生说：“他是一位真正坐言起行的人。其善举懿行，不胜枚举，高德所至，有口皆碑。”香港汕头商会会长刘宗明先生赞赏伟南先生不仅奉献了金钱，更重要的是奉献了精神，奉献了自己的心血和精力。综观陈伟南先生一生，我们可以用“爱国爱乡，感恩奉献”来概括他的精神，定名为“伟南精神”。

“爱国爱乡，感恩奉献”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众多仁人志士汇合而成的精神，也是潮人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无论是传统社会还是当代社会，有不少人拥有这些精神。虽然不少人或多或少地拥有“爱国爱乡，感恩奉献”精神，或此时或那时拥有“爱国爱乡，感恩奉献”精神，但在不同人的身上体现出来的层次并不尽相同。对于陈伟南先生来说，这些精神是长久的，丰富的，浓厚的，属于高层次的，堪称精英分子的高层次精神。

精神往往以民族、族群命名，如中华民族精神、大和民族精神、潮人精神等；或以某重大历史事件命名，如长征精神、五四精神、抗战精神等；或以某人物命名，如雷锋精神等；此外，还有城市精神、企业精神、大学精神等等，不一而足。一种精神以个人的名字命名，一般有几不可或缺的条件：一是十分突出，非常典型，具有代表性；二是具有重大影响，起示范作用，有灯塔效应的。人类历史发展向我们昭示，以个人名字命名的精神，必定此人在这方面大有建树，颇有贡献。就“爱国爱乡，感恩奉献”而言，有爱国爱乡与感恩奉献之心，还需将此心付诸行动。只有一如既往，坚持不懈的行动，才能内化成为个人的精神，才能升华为高境界的精神。“爱国爱乡，感恩奉献”精神以陈伟南先生的名字命名，这是由陈伟南先生巨大的社会贡献，光辉的事业成就，尤其是其高尚的行为品质所决定的。“爱国爱乡，感恩奉献”的“伟南精神”，是对陈伟南先生一生奋斗的真情写照，是陈伟南先生所创造的产物，更是陈伟南先生一生奋斗的结晶。

历史是人创造的，人总是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创造历史的。离开了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人就无法创造历史，人的精神的创造也离不开客观的社会历史条件。人的精神是主观条件与客观条件相互作用的结果，个中必定有其文化机理。“爱国爱乡，感恩奉献”的“伟南精神”是陈伟南先生个人的努力奋斗与社会历史条件有机结合的产物，传承与交融是“伟南精神”的主要文化机理。

二

传承是一种主要的文化机理形式，对文化机理的运行和实现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传承在“伟南精神”的文化机理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与作用。

首先，陈伟南先生传承了中华民族以及潮汕人爱国爱乡的优良传统。爱国主义就是“千百年来固定下来的对自己祖国的一种深厚的感情”。当然，爱国主义又是一种坚定的信念，是一种政治原则，是一种精神品质。作为精神，爱国主义是中国人的一种文化心理积淀，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个人——家庭——村落”是中国农村社会的基本结构，村落是中国传统社会的原点。爱国必先爱乡，爱乡进而爱国，爱国是爱乡的升华。一个人只有首先热爱自己的家乡，才能热爱自己的祖国。

陈伟南先生出生在潮安沙溪，到18岁才离开家乡到香港谋生。也就是说，陈伟南先生的童年、少年是在潮汕度过的，书是在潮汕读的。童年是人生发展的第一阶段，少年是人生发展的重要阶段，对每个人的成长、性格的养成、爱好的培育、价值观的养成等等方面的影响是深刻的，也是深远的。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陈伟南先生生于潮汕，长于潮汕。在潮汕18年的生活实践中，陈伟南先生接受的是博大精深的中华民族文化，耳濡目染的是有着丰厚底蕴的潮汕人文。应该说，18年的生活实践，使陈伟南先生骨子里流淌着的是中国人的血，浸透着的是潮汕人的精神。陈伟南先生形成了浓厚的乡土观念，生成了浓郁的家乡情结，养成了十分强烈的家国情怀。“国家好了，我们好过；国家不好，去哪里都不好受”；“虽然及长离乡出外发展，但生于斯土，爱吾斯土数十年来，身虽在外，心怀故里，关切桑梓建设之情，无时或释。饮水思源，数典缅祖，恒存报效服务桑梓宿志，常思国家之富强”；“望于有生之年，为桑梓、为祖国，多服务，多贡献”……一席席感人肺腑话语，淋漓尽致地表现出陈伟南先生强烈的家国情怀。正是有了这强烈的家国情怀驱动，陈伟南先生“事业有成不忘家乡和祖国，不断出钱出力支持家乡各项事业建设，把乐于奉献作为实现人生价值观的具体体现。”

在香港几十年的奋斗中，陈伟南先生饱尝了二等公民的辛酸。这一特殊因素与他在潮汕18年积聚的爱国爱乡精神交合，产生强烈的化学反应，从而释放出极大的爱国爱乡情怀。他渴望国家繁荣富强，并立下志愿，日后有钱了，一定要为国家的繁荣富强多做点事。在港的几十年时间，陈伟南先生的“爱国爱乡”精神日益增强，并待机而发。

改革开放后，陈伟南先生毅然地踏上了故土，以其饱满的热情，强烈的赤诚之爱，竭诚支持祖国和家乡的各项建设。这些壮举，进一步增强加厚了陈伟南先生的“爱国爱乡”精神。

可见，陈伟南先生的“爱国爱乡”精神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有效地传承了中华民族以及潮汕人的爱国爱乡优良传统，并将这一优良传统与香港的奋斗拼搏，与改革开放的祖国和家乡的建设有机地结合起来的产物。

其次，陈伟南先生传承了中华民族以及潮汕人感恩奉献的优良传统。“滴水之恩，涌泉相报”。感恩是中华民族优良传统，是为人处世的基本准则之一。感恩文化在潮汕发育早，发展快。北宋时期的大峰祖师，以其济世情怀深为后人景仰，更是开启了潮汕慈善文化的历史。在潮汕历史上，韩愈、陈尧佐、薛侃、林熙春等，勤政为民，造福一方，形成一个可观的良吏群体，生成以善行义举为主要特征的良吏文化，对潮汕慈善文化的形成产生了重要的示范与推动作用。潮汕人由此有着浓厚的感恩意识，除了对父母、亲人、朋友的感恩，还有对家乡的感恩。感恩文化哺育了潮汕人的感恩精神。

陈伟南先生18年的潮汕生活实践，无时不受到潮汕慈善文化的熏陶，时刻接受潮汕感恩文化的陶冶。在港奋斗的几十年间，陈伟南先生坚守与人为善，义利并举的信条，身体力行，做善事，积功德，张义气。陈伟南先生更是把与人为善，义利并举的信条与强烈的乡土情结相结合，升华为一种报恩心理，犹如孩子对母亲的报答般，对故乡义无返顾、毫不吝惜的回报。他满腔热情地回家乡，在这片生他养他的故土慷慨捐资捐款，支援家乡建设。陈伟南先生用善行义举将潮汕人与人为善，义利并举的优良传统弘扬起来，传承下去。

陈伟南先生对祖国、对家乡故土、对母校、对亲人、对社会的回报是无私的，大爱的。传承使陈伟南先生“感恩奉献”精神不断加厚，不断强化。

交融即交流与融合。交融也是一种主要的文化机理形式。在“伟南精神”文化机理中同样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与作用。

首先，“伟南精神”与西洋文化有机交融。陈伟南先生生长于潮汕，奋斗于香港。香港于1997年7月1日才结束了英国的殖民统治，回到祖国的怀抱。香港虽然是中国的领土，但毕竟被英国殖民统治了150多年，其文化本身是中西文化交合，中西文化并存，且以西洋文化居上，以西洋文化为主。传统的西洋文化是基督教，基督教文化讲求博爱，广布慈善。

陈伟南先生在人生最拼搏的时段，生活在中西文化并存，且以西洋文化居上的香港。在这一文化背景下，他不可能也没有排斥西洋文化，而是积极主动地接受西洋文化，运用西洋文化。他更是在耳濡目染西洋文化的过程中，积极主动而有效地将西洋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与潮汕文化有机地融合起来，由此而增强了他的“感恩奉献”精神。

其次，“伟南精神”与海外潮人“爱国爱乡，感恩奉献”精神有机交融。潮汕是著名的侨乡。潮人向海外移民以生活困窘所迫者居多，其数量约占 69.9%。海外潮人身在异国他乡，艰辛创业，不仅为侨居国的经济社会发展作出巨大贡献，而且以其强烈的民族意识、浓重的报国情怀，时刻关心家乡，关心祖国，一旦祖国有什么动荡和不安，他们便会挺身而出，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为家乡，为祖国竭尽全力，死而后已；一旦祖国有难，他们就伸出救援之手，帮助祖国解决灾难，建设新的生活，盼望祖国更加富强、更加兴旺。海外潮人以其强烈的赤诚之爱，竭诚支持祖国和家乡的各项建设。

陈伟南先生生是海外潮人的一分子。他欣赏、学习海外潮人的“爱国爱乡，感恩奉献”精神，他更是将这一精神吸纳起来，融入自己的人生价值观，嵌入自己的精神世界中，从而进一步壮大、强化了“爱国爱乡，感恩奉献”精神。

总之，陈伟南先生聚潮人之精，会潮商之神，一生爱国爱乡，一生感恩奉献，形成以“爱国爱乡，感恩奉献”为主要内容的“伟南精神”。“伟南精神”无疑是陈伟南先生奉献给我们的一份珍贵精神遗产。如何进一步传承、弘扬“伟南精神”，使其产生更大的“陈氏效应”，强力推进幸福潮汕建设，当是全体潮汕人民，特别是政界与学界，高度重视，深入研究，积极发掘利用的一个重大课题。